Shenzhen-Hong Kong integration: a natural market trend? Or machin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Chinese version only)

 In City Plan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 Economy, Land and Housing, Land, Housing &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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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一體化」:市場正常趨勢還是政府黑箱造勢

 

新界東北「三合一」新發展區最後階段諮詢即將完結,政府提出的具體規劃圖則令人不禁懷疑,到底新發展區是用作解決香港土地和居住問題,亦或將會建成一個如網上熱烈討論的「富豪雙非城」,目的只是為了打造「深港半小時生活圈」。有網民更將梁振英惡搞,比喻為宋朝割讓燕雲十六州的石敬塘,割地求榮最終令中原飽受契丹侵擾,不可謂不充滿豐富的創意!

 

構建港深都會的魔鬼細節

到底新界東北的最終發展藍圖,是否意味著新界與深圳「深港合一」?新發展區會否應驗上述預言,會否最終淪為深圳的衛星城市?從公屋只佔區住宅用地兩成,新治港班子放言取消「港人港地」的競選承諾,到中資機構近月大量南下投地,確令人覺得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再加上種種建議如古洞北興建大型購物商場及建議興建大型學校村等,就更令人大有山雨欲來的感覺。

 

但筆者倒希望將大家的視野帶到五年之前,當年作為特區政府主要御用智庫的智經研究中心,便確曾發表一份《構建港深都會》研究報告(http://www.bauhinia.org/publications/BFRC-HKSZ-Presentation.pdf),提出將港深視作一個「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的概念,仿效東京、倫敦、紐約和三藩市等地的例子,重點強調大型城市帶的群聚效應,及其在全球市場競爭中的重要性。而且,報告亦指出新界北已很可能成為國家戰略的地方,要以國家戰略的視野看待新界北的未來發展。而報告亦似乎是在教導政府應該如何開發而又避免令香港人感到身份受侵害,就是透過初步以「鄉郊保育」的規劃方針作為開放邊境禁區的第一步,但報告說全面的開發都只是「假以時日」。(內容請見《構建港深都會》)

 

以經濟之名淹蓋權力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研究報告中所不斷強調的,自深圳逾30年前成為內地首個經濟特區,港深都會本來已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後果,這只是一個自由市場規律的客觀描述;但研究報告卻又同時強調,在2003年後CEPA和自由行等政策的帶動下,港深都會更成為市場和政府共同推動的目標,「政府層面的合作有利於對市場層面合作的支持和引導,有利於對港深兩地的經濟社會資源和發展動力進行全面整合。」如此港深都會便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政治抉擇的問題,一個由權力意志所主導的結果,這便不再單純屬於市場經濟範疇。

 

假如港深融合只是純粹市場經濟的作用,這原來是沒有什麼可爭議的。但一旦由政府利動用公共資源推動,那便涉及政策干預和導向的問題,很容易變成分餅而不是造餅的遊戲,這在土地規劃的範疇而言尤為明顯。眾所周知,那些信奉「無形之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皆深明大集團最擅長就是影響規劃過程,其實是在強行製造僵化的分區規劃(zoning),甚至不惜把原來的居民趕走,自上而下地將原有社區和經濟活動剷除,從而享受單一空間使用的特權,擄取極為豐厚的壟斷租值回報。

 

在所謂「無形之手」掩飾的背後,政府「有形的手」的強力介入下,新界北部僅被塑造成港深連接的邊緣地帶,完全無視深具歴史文化基礎的本土經濟,所展示百花齊放的多元開放活力。以七月剛結束的《鐵路發展策略》諮詢為例,建議中的「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和「北環線」,皆屬於跨境鐵路網絡的部分,乘客終點站在深圳以至其他內地城市,而非新界本土的新發展區。從港深或中港融合的大趨勢而言,增強跨境鐵路網絡似屬必要,但相比之下,本地居民和本土社區的具體需要,卻早已排取在政策考慮之外。

 

融合經濟摧毀本土經濟

事實上,在2009年興建高鐵的爭議中,公共專業聯盟提出錦上路方案,以抗衡政府的西九方案,其中一個主要理據,就是新界北部居民生計條件較差,住所與工作地點錯配情況嚴重,皆與本土經濟發展滯後有密切關係。因此聯盟建議藉錦上路方案,帶動「元朗副都心」的發展,為區內居民創造就業機會,並重新確立新界北部的本土經濟地位。錦上路方案的風頭曾一時無兩,令運輸及房屋局忙於招架。

 

結果當然已是眾所周知,政府在堅持西九方案之餘,錦上路一帶只淪為高鐵車廠,當地居民唯一能獲得的,就只有被迫遷和接受賠償的命運--當然,現時西鐵錦上路車廠已著手規劃上蓋物業,日後高鐵車廠或會變身豪宅亦未可料。無論如何,這些均對新界北部的本土經濟發展,並沒有帶來長遠和可持續的出路。政府唯一「頭痛醫頭」的方法,就只有推出跨區交通津貼計劃,資助基層市民到市區工作的交通費--或許日後新界市民更會被迫回流深圳,在那裡賺取更低廉工資亦未可料。

 

又以過往曾蔭權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為例,不少亦同樣從港深或中港融合的角度出發,尤其是借助CEPA和自由行等政策,讓內地資本借香港的服務業「走出去」,但對本土經濟特別是就業的潛在貢獻,往往卻是空白一片。如此產業政策不但無助本土發展,反會加速資金和人才外流,香港服務業盡變成「前海服務業」。以六大產業中的醫療產業為例,便局限於尖端的醫療科技和醫院服務,撥地大建面向內地富豪的新私家醫院,利益一味向早已賺得盆滿砵滿的醫生傾斜,卻無視政策對整體社會的廣泛效應(例如令原已供不應求的醫生更形短絀);相反對於香港人口老化,所帶來的社區復康、護理及健康飲食等產業、極待滿足的本土市場需求卻不聞不問。

 

須知自1970年代初至今,新界新市鎮發展逾40年的漫長歴史,一直在帶動香港走向工業化,以至地產和金融業的蓬勃發展,及在促進中港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從沙田、屯門、大埔北區、天水圍、將軍澳直至東涌,原本均只是人跡罕至的不毛之地,大部分全靠基建規劃所帶動,特別是由政府承擔初期的巨額投資,方令新市鎮規劃得以啟動和延續。然而,自1990年代香港工業全面北移之後,新市鎮的發展動力無以為繼,方出現如天水圍「悲情城市」般的發展困局。

 

林鄭月娥去年底任發展局局長時曾說,「香港不能再有另一個天水圍」,這顯然並非單純區內規劃和設施的微觀問題,而且更是區域發展策略,以至產業政策配套的宏觀問題。可惜的是,從現時所見新界東北和西北的各項藍圖,卻見特區政府非但沒有對症下藥,理順本土經濟的長遠和可持續發展,反而進一步淘空原有社區和經濟基礎。事後看來,這種種倒行逆施的政策,皆早已在智經「構建港深都會」研究報告中找到理論根據。

 

 

鄒崇銘 (Chow Sung Ming)
本土研究社成員 (Member of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2012年8月22日

 

 

本文於2012年8月22日在《香港獨立媒體網》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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