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Hong Kong-style tyranny was formed (Chinese version only)

 In Constitutional Reform, Governance & Institutional Design, Telecommunications & Broad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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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苛政是怎樣煉成的?

 

「苛政猛於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孔子路過泰山,見有婦人在墳前為亡夫亡兒號哭,因而告誡學生,暴政比老虎還可怕。想不到「苛政猛於虎」竟然在二千五百年後出現香港版,只不過因為披了一層現代文明的外衣,直至市民忽然發現電視台無得揀,創意工業被扼殺,才驚覺苛政已經殺到埋身。

 

苛政的本質是任意權力 (arbitrary power) ,即按照最高長官自訂的準則行事,毋須經過民意授權的機關同意。即使立法會由功能組別掌握否決權,也勉強有點民意基礎。但特區政府很多行政決定毋須經立法會審批,特別在廣播發牌、土地管理、城市規劃幾方面,都是滋生苛政的溫床。

 

其實行政長官倒行逆施的行政決定又豈止拒發電視牌照,從較早的數碼港批地和賤賣紅灣半島事件,到仍在發酵的解放軍碼頭規劃:政府將市民苦候十年的中環新海濱忽然改劃作軍事用地,便明白這些決策離不開特首的任意權力。

 

王維基問對了:「到底法律大、政策大、還是特首最大?」可惜現實既畸形亦殘酷:凡須行政决定的事項,特首最大。政策固然由特首制定,法律也只能確保程序公義,但程序公義阻止不了特首自以為是的決定,這就是香港。

 

王維基期望以司法覆核彰顯公義,未知是太浪漫還是太衝動。即使政府在程序操作上一時不慎讓香港電視勝訴,法院頂多是發還政府重新審議,屆時梁振英跟足程序改變遊戲規則,便可以替拒絕發牌的決定多披上一層法治外衣,這是他爭取的目標嗎?

 

行政主導變苛政當道

為何中央力撐的特區行政主導,逐漸演變成今天的苛政當道?這有賴三重圈套,共同維護文明理性的幻象,使香港人蒙在鼓裏。

 

其一是每項決策必有「一籃子理由」:政府無懼市民提出多少正當的道理,它可以堂而皇之照單全收,反正搓圓壓扁的能力在官員手上,理由越多越方便政府自說自話。正如今次審議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縱有千百個理由,敵不過蘇錦樑一句「循序漸進」。

 

其二是每項決策都有「嚴謹程序」:為避免法律挑戰,這些程序例必包括公眾諮詢,而諮詢策略有兩種,不是快刀斬亂麻,便是與市民打消耗戰至大家麻木為止。只要諮詢後的取捨由官員或政府委任的委員負責,便可確保諮詢結果與長官喜好一致。以規劃程序為例,城規會主席由政府官員出任,委員由特首任命,撰寫文件的秘書處是政府部門,最後規劃圖須交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審批,正是由特首牢牢操控卻裝扮成客觀持平的典型架構。

 

其三是「黑箱決策」,無論是發牌、批地或通過規劃圖則,拿到行政會議或城規會時都是閉門決策,此舉不但方便個別成員逃避向公眾問責,更有利政府在傳媒中間製造「認真討論、嚴肅決定」的印象,掩蓋「一言堂」的本質。曾有傳媒揭發城規會會議即使法定人數不足依然照樣通過決定,究竟行政會議內的討論如何兒戲或荒謬,公眾都一無所知。

 

文明理性外衣 令市民重複上當

港式苛政的高明之處,是它可以令香港人在三個圈套中兜兜轉轉,跳不出五指山。

 

即使上週日十二萬市民遊行集會要求「還我公義」,主要訴求不自覺地變成「交代不發牌理由」。相信梁振英必定暗自偷笑,因為用語言偽術交代再交代,正是他的看家本領。大家似乎忘記了他如何交代僭建問題,陳茂波如何交代劏房和屯地問題。用擠牙膏方式把民意拖垮,梁班子駕輕就熟。去年反國教,大家會否要求梁振英交代洗腦理由?

 

港式苛政的副作用,是為了鞏固任意權力而把三重圈套越圍越密,所以「一籃子理由」越來越多,「嚴謹程序」越來越繁瑣,結果是效率更低,決策更慢,正是香港營商環境每况愈下的底因。

 

王維基和港視員工若想真要取得電視牌照而非曲線維穩,只得一個辦法,就是倚靠市民力量,用直接行動清楚對焦:「反對苛政、重新發牌」。香港人要走出「苛政猛於虎、電視無得揀」的悲情,必須用普選特首來剷除任意權力,逃避政治等於慢性自殺。港式苛政不是港式奶茶,毋須變成香港文化遺產。

 

 

黎廣德 (Albert Lai Kwong Tak)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Policy Committee Convenor,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2013年10月24日

 

 

本文於2013年10月24日在《主場新聞》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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